变异的环保权利背后是失踪的情况好处

　　近三年，广东省各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15宗重大环保系统受贿个案及窝案，究竟环保部门哪些工作环节易滋生“权力寻租”呢？从这15宗案件中看到，行贿动机多与获取排污许可证等审批手续有关，行贿金额总数最高可至数十万元。

　　早在2009年，就有媒体专题报道指出，“随着近年来环保部门地位提升，权力凸显，环保系统已成为腐败案件易发多发的新领域，特别是环评领域，已成为违纪违法案件易发多发的高危地带”。相关数据显示，2002年至2008年6月，22个省区市环保部门有487人被立案查处，且案件数和涉案人数逐年上升。

　　媒体所列举的环保部门权力寻租大致可分为几类：为办理环评等审批手续而行贿；为减免行政处罚；为顺利通过年审行贿；为拿到废水处理站等项目而行贿。无论是在环评还是在行政处罚上，乃至项目审批上，环保部门都享有可被用来寻租的权力，其对应的显然是未被严格约束的环保自由裁量权。抛开技术层面的失范，环保领域的腐败，在根本上仍应归咎于环保部门权力与环保公众权利生长的失衡。

　　行政部门自由裁量权过大的另一端是公众监督权利的式微。当环保监督、标准、环评都被集中于缺乏外部参与的环保部门手中，民众在监督上困难重重，举报上有心无力。如此封闭化的环保权力配置状态，环保部门所存在的寻租空间就可见一斑。

　　环保腐败发生率的提升与环保部门扩权的步伐几乎同步出现，其背后所凸显的常见治理悖论更需被正视。面对严峻的环保形势，加大环保部门的执法权限和执法规格，这并无问题。但扩权的同时，如果不能辅以精细化的权力约束规则，则很可能背道而驰。事实上，类似的治理思路并不新鲜，往往谈到某个治理难题，提升相关部门的执法权力几乎成了“万金油式”的应对之道，但对增加的权力该如何被关进笼子，以保障扩大的权力完全服务于治理的需求，却往往被忽视。

　　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。一来，扩权步伐往往先于法律法规的修订，使得一部分权力处于真空之中；二来，过度迷恋增加部门权力来提升治理效率，这种方式要想见效所需具备的前提是，增加的权力是被制衡的。就拿环保治理来说，它固然需要提升环保部门的执法威严与规格，但之于环保，保障公众的参与权，并以此来监督环保部门的权力，更不可少。